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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09-22 11:09

◎70年来的军旅长篇小说始终坚守着“强健而充分”的现实主义写作伦理,坚守着对爱国情怀、英雄主义和理想精神的张扬,坚守着对军旅生活积极介入的勇气,坚守着对历史、现实、人生、命运富有超越性的文学品格,坚守着对恒常价值和核心价值的文化塑造。

回望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军旅长篇小说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现实主义”始终是军旅长篇小说自觉遵循并积极倡导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并且渗透进军旅长篇小说的深处和细部,显示出强大的历史穿透力、准确的生活概括力和不竭的艺术生命力,也构成了军旅长篇小说最为核心的叙事伦理、审美范式和风格底色。

从“十七年”到新时期,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军旅文学在更为开放的意识形态与文学语境中发展嬗变,但“国家/民族核心价值观”始终规约着军旅长篇小说的创作,为不同时代的思想精神与价值观念提供着最具核心意义的表征。70年来的军旅长篇小说,虽说在战争观念、战争中的人性以及“文学性”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但始终没有远离这一使命与责任,从而赢得了几代读者的青睐,并在精神的层面支撑起他们的理想与人生。随着时代的发展演进,军旅长篇小说从转型期中国文坛多元共生、纷繁复杂的文学生态中突围而出、变革前行,在广泛吸取现代主义文学观念与方法的基础上,汇聚起“强健而充分”的现实主义主潮。这是构成一个国家与民族文学品格与精神脊梁的不可或缺的底色,也是军旅长篇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繁复格局中的独特价值与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时期,主导军旅文学的思想与观念基本上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战争文化,“五四”知识分子启蒙的现代性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式微,代之而起的是革命的现代性。在这样的背景里,1945年,正在延安的孙犁写出了《芦花荡》和《荷花淀》就不能不让人有一种惊喜之感。与195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一样,孙犁的战争小说富于浪漫气息,尽管作者选取残酷的战争作为表现对象,却不着意于血腥与残酷,而是努力展现抗战军民不屈的个性与乐观向上的品格。

其实在众多红色经典产生之前,已有一部分中长篇小说抢先问世,但是它们并没有构建出一个军旅文学繁荣的百花园。以“红色经典”为代表的战争题材长篇小说何以集中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及至60年代初?一是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巨制,其文学性本身就要求与所描写的生活拉开一定的距离;二是那些日后成为“红色经典”作家的战争亲历者们的文化准备明显不足,再加之朝鲜战争爆发,边境剿匪如火如荼,他们从思想到情绪都还无暇回首那段惊心动魄的战争往事;第三则是政治文化语境已经在热切地呼唤“红色经典”的喷薄而出。

1954年,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横空出世,震撼了文坛。它以高昂的革命激情、凝重的笔触和磅礴的气势,全景式地展开了解放战争的壮丽画卷,为当代战争题材小说确立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成为新中国军旅小说的一座里程碑。随后,一股巨大的“红色”激流汹涌而来。以《红日》《林海雪原》《红岩》等为代表的军旅长篇小说承载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和饱满的革命激情,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与英雄主义精神,极大地满足了人们急于了解中国革命的胜利历程的阅读期待,平复并消解了郁积在人们心中的苦难焦虑,激励人们以无比高涨的热情投身于和平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之中,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主旋律”。

“红色经典”在小说形式上之所以承袭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一方面是因为这批作家们从小就受中国古典小说的浸染,基本上都没有西方文化教育背景;另一方面是这种民族的、大众化的形式更易为读者所接受;尤其是《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等,以作家的亲身经历为素材,充盈着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英雄传奇色彩与民间化表现视角,使其历久不衰,且在21世纪初通过影视改编再度成为大众关注的热点。

进入新时期,军旅文学在此后30余年中与其它题材文学基本上是一种同构关系。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的中短篇小说,可谓黄钟大吕,振聋发聩,对思想解放及人道主义精神的阐扬和“人”的文学的建构,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文学不能不让军旅作家们背负上“文学性焦虑”:如何从集体叙事走向个人叙事、从现实真实走向虚构世界、从现实主义走向吸取多元方法的开放式格局,成为多数军旅作家,尤其是中青年军旅作家的探索与追求。

20世纪90年代以降,既往单调整一的军营文化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有所松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开始多元化拓展。既要积极适应时代的潮流完成自我的嬗变,又要保持住特有的本质属性和美学风格,军旅长篇小说开始了艰难蜕变和转型。在世俗化、欲望化、低俗化等风气日盛的文化语境中,军旅长篇小说以崇高、阳刚的审美品格和勇毅且近乎悲壮的“亮剑”姿态,为20世纪末的中国文坛坚守住了理想与精神的高地,挺起了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的脊梁,同时积蓄着裂变与生长的力量。

进入21世纪,军旅长篇小说异军突起,一朝爆发竟势不可挡,产生了一大批优秀作品。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井喷式的爆发一方面标示出作品的数量之众,另一方面也蕴含着精品力作涌流的巨大空间。这种数量上的突破构成了丰富立体、繁复盛大的文学景观,彰显了21世纪初军旅长篇小说作家们的创作实力和创造活力。以军旅长篇小说的全面繁荣为标志,中国当代军旅文学的“第四次浪潮”逶迤而来,“英雄话语”在创作主体的文体自觉和文本探索中实现了涅槃。军旅长篇小说创作得以真正从集体叙事走向个人叙事,从现实真实走向虚构叙事。由此,21世纪初的军旅长篇小说创作开始了双重回归。

一是回归长篇小说的叙事性文体本源,开始注重形式创新和语言探索,文体自觉性显著提升;二是回归文学对象的生命伦理和生活本体,开始关照复杂人性和个人命运,重视日常生活经验的表达。前者呼应了建构叙事虚构的本体性以获得文学合法性要求,注重个人化写作、自由地虚构、强调叙事及叙事主体自身的意义等等,标示着21世纪初的军旅长篇小说的叙事观念的觉醒和文体观念的自觉;后者则反拨了长久以来政治话语对军旅文学的规训和异化,开始关注军人的个人命运和个体经验,在历史、战争和现实层面探寻更为广阔的人性空间和精神存在。原本被抽离了的“政治性结构”空洞,得到了叙事性伦理话语的填充……军旅长篇小说创作获得了新的更为广阔、深厚的精神资源,获得了新的观察、认识生活的角度,获得了新的叙事方向和动力。通俗一点讲,在讲述什么样的故事和怎样讲述故事这两个向度上的新变化,共同构成了21世纪初军旅长篇小说的“属己性”特征标识和与其他文学史阶段区别开来的“新意”。

21世纪初的中国文坛,严肃文学在市场的推动与刺激下,被动地完成了历史转型,与大众文化之间曾经不可逾越的鸿沟被填平。无论是就作家心态、写作立场而言,还是从文学营销策略、小说叙事方式来看,面向市场、走向市场都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2005年,以电视剧《亮剑》在全国范围内热播和《历史的天空》折桂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为标志,21世纪初的军旅长篇小说迎来了发展过程中的转折点或曰分水岭。此前的军旅长篇小说聚力于形式探索和技术实验,文体意识的自觉性和文学性探索的深广度较之以往都显著提高。而此后的军旅长篇小说开始了“通俗化转向”,并越来越多地显露出类型化文学的审美特征。市场这支隐形巨手的全方位介入与高强度参与,带来了小说语言、叙事、结构、人物塑造、生活呈现、思想表达等诸多层面的变化,并深刻影响了作家的文体意识和写作伦理。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伴随着强军兴军崭新实践的全面推进,军营文化、军人生活、军旅经验、军人形象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新鲜而重大的变化。处在新军事革命大潮中的军旅长篇小说,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呈现出了丰饶繁复的文学面相。军旅长篇小说作家所面对的生活经验异常细碎驳杂,曾经被生活经验与文学观念的共识所统摄的“集群性写作”土崩瓦解,军旅长篇小说作家开始以“个人化写作”的立场与姿态展开对军旅题材的新一轮文学想象。

个人化写作姿态对以往的集体文学思维方式的反拨,是基于对文学创作规律的深刻理解而对文学本体属性的回归。军旅长篇小说作家可以更自由、更灵活地切入部队当下生活,体验和表达军人情感,透析部队存在的各种现实问题,审视并重构历史时空,思索和前瞻军队发展前景。作家们可以根据各自的知识构成、生活阅历、关注兴趣、跟踪对象和认知角度选取自己熟悉的题材领域,以个性化的风格和技巧来写作;可以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并强调意义和价值,开掘出新的叙事和表意空间,有效扩展题材边界。稍加梳理便会发现,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涵盖了战争历史、现实生活、婚姻情感、军人伦理、英雄话语等等涉及到军人与军旅生活方方面面的题材领域,且拥有更加独特的观察视界、思考角度和艺术个性,对剧烈变革和转型中的部队生活进行了更加及时而深刻的反映和探索。许多原先被一体化文学思维所遮蔽过滤掉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在21世纪初军旅长篇小说中得以更好的发掘和表现。一批军旅女作家和“新生代”军旅作家的崛起更为军旅长篇小说开辟了新鲜且可持续发展的生长点,也使得作品更加贴近军旅生活的新情况、新变化。

事实上,军旅长篇小说70年来的演进历程中,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化写作”非常稀缺。“十七年”军旅长篇小说虽然含有鲜明的作者主体生命经验,但政治话语强力规约了溢出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那部分属于作者个人的思想和体验。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军旅长篇小说创作虽然在当代中国文坛独树一帜,但是集群性的“写作冲锋”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现象被关注和讨论。在政治色彩浓重的文学生态中,“个人化写作”是作为一种与主流意识形态脱节的写作伦理而遭到贬抑和排斥的。事实上,“一呼百应”式的召唤性写作也使得军旅长篇小说的模式化和同质化倾向比较严重。进入新世纪,军旅文学也急遽分化,“当年‘群体作战’的军旅作家队伍也飞鸟各投林,或通俗化,或影视化,只有少数执著的坚忍者仍在‘商海横流’中显出英雄本色,像滔滔商海中的‘孤岛’一样,岿然耸峙蔚成大家气象。” (朱向前语)“孤岛”现象的出现,既是“个人化写作”姿态的深化,也是21世纪初军旅长篇小说创作的显著标识。

以刚刚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牵风记》为例,徐怀中将个性化的文学风格和对军人个体生命的终极关切发挥到了极致。细腻入微的写实笔触、浪漫奇崛的历史想象共同建构起一个“有情”的世界。小说浓墨重彩书写的是战争背面的景致,是对悲剧美学的深入探索。人性的高洁与卑下、英雄与匪性、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多种自然色彩的交织与缠绕,托举出战争背面的别样风情与生命剪影。《牵风记》是一个承载着理想主义精神的叙事文本,是一种对生命自然之美的浪漫想象,是一种超越具体历史语境的新的建构。这种纯粹个人化、个性化、张扬超验主义和超越精神的叙事风格在中外战争文学中都是不多见的,尤其是在中国当代军旅文学中更是独树一帜,彰显了徐怀中几十年来对文学形式的先锋性探究、对传统文化观念的超越意向、对生存和死亡的形而上思考,还有对战争和人性的终极追问。

整体而言,21世纪初的军旅长篇小说创作由突出经验到侧重体验,由反映生活到想象存在,由追求宏大主题到凸显语言张力,既往僵化单一的文学观念被彻底突破;此外,史诗情结并未完全消散,它以哲学化、历史化、个人化而非“意识形态化”的形式继续演绎着历史、社会和时代风云,并在军旅长篇小说结构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从军营走向市场,从精英走向大众,从整一走向多元,从焦虑走向自信,从边缘走向中心,21世纪初的军旅长篇小说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格局,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的关注度。随着现实主义的深化、人道主义的强化以及人本观念的确立,军旅长篇小说对人性和灵魂的关注、对军人精神和心理空间的探索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英雄观念和审美范式亦呈现为多样化的主题变奏。

回望来路,70年来的军旅长篇小说始终坚守着“强健而充分”的现实主义写作伦理,坚守着对爱国情怀、英雄主义和理想精神的张扬,坚守着对军旅生活积极介入的勇气,坚守着对历史、现实、人生、命运富有超越性的文学品格,坚守着对恒常价值和核心价值的文化塑造。“强健而充分”的现实主义既是一种特定的文学传统,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既是一种独立的文学品格,也是一种高贵的美学追求;既是读者想象战争、理解军人的依据,也是军旅长篇小说最为根本的写作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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